发电种植两不误 牟定县“农光互补”补出生态好效益

1975年张春桥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既是1975年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也是关于1975年宪法的宪法学说，更是关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我国宪法的宪法学说。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看，行政矫治措施有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强制隔离戒毒等。可见，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已相互衔接，劳动教养无存在余地。

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参见傅宽芝：劳动教养宜改造为违法行为矫治制度，载《检察日报》2007年9月4日。二是在机构设置上成立专门的机构，明确监督的主体。劳动教养的审批过程通常是由公安机关通过审阅书面材料的方式进行。二是中改，即废除劳动教养，将其实体问题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加重该法的处罚，以与刑法相衔接，改治安处罚权为司法权。

{4}陈泽宪：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载《外国法译评》2003年第4期。应该说，该措施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多年来它在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稳定方面曾经起到过不可磨灭的作用。1995年临时法《地方分权推进法》颁布，依该法设置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委员会可向政府提出有关地方分权具体方针的劝告，政府有尊重委员会提出的劝告的义务。

国库负担金是依据《地方财政法》第10条第1、 2、 3款，地方公共团体实施事业和事务时，国家基于与地方的共同责任，按照国家责任比例义务地支出的资金。第三，修改地方财政法制，保障地方财政自主。第五，改革国库补助负担金制度。《地方自治法》第214条规定：除去年度支出预算的金额、连续经费的总额及转入明许经费的金额外，普通地方公共团体负担债务的行为必须在预算中作为债务负担行为予以规定，第230条专门对地方债予以规范，普通地方团体公共团体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依据预算的规定可发行地方债，预算中必须规定地方债发行的目的、限额、方式、利率及偿还方式。

《地方分权总括法》为确保地方自治所需要的自立性、自主性的地方财政运营，对《地方财政法》、《地方税法》及《地方交付税法》予以修正，重建基于地方自治的地方财政法制，主要内容是：第一，地方财政计划和地方预算。[9]1878年经地方官会议和元老院会议审议发布《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和《地方税规则》等三部法律，加上1880年《区町村会法》，共同构成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这是日本地方自治的第一次革命。

后者则基于历史观察，认为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先予国家而存在，因此国家权力源自地方自治团体，而不是地方自治团体的权力来自国家。[4]参见［日］桧垣正巳：《地方自治法の要点》，学阳害房1990年版，第3页。[19] 三、基于地方自治的日本地方财政法制 地方公共团体的权能分为自治组织权、自治行政权、自治财政权和自治立法权，《日本宪法》第94条是地方公共团体自治财政权的宪法依据。注释:[1]参见王建勋：《自治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内容提要: 地方自治具有塑造国民的民主性格、抑制中央过度集权及强化责任政府的功能，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地方交付金承继1950年依据夏普劝告创设的地方财政平衡交付金制度，虽然不属于地方固有财源，但是用于一般性财政支出，所以又被称为呈间接课征形态的地方税。地方自治的宪政意义包括但不限于：第一，地方自治是民主主义的小学。[17]机部力，小幡纯子，蔚藤诚编：《地方自治判例百选》（第3版），有斐阁2003年版，第1页。

第四，强化地方财政民主，扩大公众监督。但是，如果存在不符合地方债的限制比率、经常性支出比率、迟延支付本利偿还金、虚伪记载及违规发行等情况，则启动对地方债干预，即必须得到总务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的许可。

如果认定请求理由成立，则向有关主体发出劝告，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采取必要措施，并将劝告内容通知请求人及予以公示，情况紧急或危害重大时，监查委员可以劝告立即停止行为。该说认为，地方自治团体是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因此地方自治权乃是基于国家法律的承认授权而来。

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劝告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相关主体可能未采取措施，以及请求人对监查委员的监查结果、劝告内容或相关主体的措施不服时，则进入第二阶段，即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的居民可以依据《地方自治法》第242条之2向法院提起以下诉讼请求：中止该执行机关或公务员的全部或部分行为。[31]但是，非法治化分权也成为腐败、通货膨胀、宏观经济不稳定及诸侯经济的肇因，并且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矛盾日益凸显。地方财政计划有助于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整合、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源保障，是地方公共团体和中央政府行政与财政运营的指南。二、日本地方自治的三次革命 江户时代的日本封建制度具有较高的地方分权特质，随着幕府统治的终结及西方列强的外压，日本开启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1869年版籍奉还与1871年废藩置县初步形成现代地方制度，但是当时府县等地方机构是国家的代理人，没有地方自治的意义。市町村税也以普通税为主，占其税收总额的95％左右，而在普通税中市町村民税和固定资产税是最主要的税种。

[12]参见[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编著：《宪法（上）—总论篇、统治机构篇》，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8 449页。地方自治促成一个多中心而非单中心的秩序，无数个共同体就某些事项上可因地制宜地制定辖区内公共政策，而不需要服从一个大包大揽的所谓最高权力中心，因此地方自治是分权制衡宪政理念的体现。

[23]见王朝才：日本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及其借鉴意义，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25-33页。一个人如果对于乡村的事务能够有公共心，能够很公平很热诚，那么，这个人对于国家的大事自然会知道尽公民的义务了。

二战期间，受政党政治崩溃和军国主义风潮的影响，地方自治一度衰落，以内务省为中心轴的中央集权统治形成从天皇到内务大臣、到知事、再到市、町、村长的纵的统治体制。[10]新法体制时而施行，时而废止_，缺乏稳定性，直至大正政变，地方自治才有所进展。

[28][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1999年政府根据该委员会的五次劝告向国会提出制定有关为实现推进地方分权的完备相关法律之法的建议，国会作部分修改后通过《地方分权总括法》，以法律形式记录了多年来有关地方分权研讨的过程与成果，是1993年国会决议以来的里程碑式重要法律。[14]参见［日］阿部斎，今村津南雄，寄本腾美编著：《地方自治の现代用语》，学赐害房1990年版，第65页。自治有三项构成要素：第一，公法组织，即组织具有公法属性，可被授予组织高权、规章高权及财务高权等公权力：第二，利害关系人参与，又称参与原则，即当事人参与该团体的决策。

[1]地方自治是指地方共同体自主治理本地的公共事务，而不受或者少受国家或者中央政府的干预。在地方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土地财政、罚没经济及规费泛滥等具有一定合理性，法律上红线被破坏，法治权威荡然无存，而且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严重戕害了地方的自主性。

当预算收支难以平衡而出现赤字时，各级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便是举债，尤其是发行地方债。[11]参见［日］三浦隆：《实践宪法学》，李力，白云海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278页。

我国宪法除第4条第3款及第6章第6节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予以较为明确的规定外，仅在第3条第4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主动性及积极性这些政策化、模糊性的词语不能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宪法地位予以清晰的界定。[17]1993年众参两议院在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推进地方分权的决议。

[26]参见［日］金了宏：《日本税法》，战宏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我国财权与事权的初始划分原本就不匹配，又通过非刚性制度约束下的所谓微调，财权被层层上收，事权被层层下放，以致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稳稳当当，县级财政哭爹喊娘，乡镇财政精精光光。我国政治改革不平衡，经济改革突飞猛进，而政治改革相对滞后，财政改革恰恰具有经济、政治改革的双重属性，同时在大国中，自下而上的改革有助于在稳定中不断试错，进而明确全局性的改革目标。进入专题： 宪政 地方自治 地方财政 。

[18]参见[日]兼子仁，村上顺：《地方分權》，弘文堂2004年版，第5-15页。[21]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宏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怠性及私心，即对于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事都很漠视，是于民治政体最危险的。确认该执行机关或公务员玩忽职守事实。

地方交付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仅次于地方税，居第二位。[28]《地方交付税》第1条阐述立法目的，地方交付税是在确保《日本宪法》第94条规定的地方公共团体权限的前提下，谋求地方之间财源均衡化，以及通过设定地方交付税交付标准等保障地方行政有计划运营，以此促进地方自治宗旨的实现，强化地方政府的独立性。